李白(701年－762年) 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“谪仙人”，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,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
本 名：李白 ；别 称：李十二、李翰林 、李供奉、李拾遗、诗仙 ；字 号：字太白； 号青莲居士，又号谪仙人
所处时代：唐朝 ；民族族群：汉族 ；信 仰: 道教 ；
出生时间：701年（长安元年） ；去世时间：762年（宝应元年） ；
祖 籍： 陇西成纪（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）；出生地：唐剑南道绵州昌隆青莲乡 ；
去世地: 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；墓葬地: 当涂青山西麓；
代表作品: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静夜思》《望庐山瀑布》《侠客行》《春思》《子夜秋歌》《行路难》等。
李白字太白,比杜甫大十一岁,生于武后长安元年(公元 701),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(公元 762)。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),因而自称“陇西布衣”。他的先世在隋朝末年流徙西域,直到他父亲李客,才迁回内地,定居于绵州昌明县(今四川江油)的青莲乡。李白的青少年时期,就是在山明水秀的青莲乡一带度过的,因而自号“青莲居士”。
唐朝从建国(公元 618)开始,在南北统一、社会安定的环境里经过九十多年的休养生息,到了唐玄宗开元(公元 713—741)年间,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高峰。当时的中国,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;京城长安,则是全世界最宏大、最美丽的都城。来中国求学、经商的外国人络绎于途。中外经济、文化的频繁交流,更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。通常所说的“盛唐”,就主要指这一时期。
李白的青少年时代,恰值开元前期。那时候,海内富庶,“道路列肆,具酒食以待行人”(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;政治开明,公然议论朝政、指斥权贵而不会陷入文字狱;思想活跃,儒、释、道并存;重视文艺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放异彩。这一切,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,都怀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浪漫主义激情。李白尤其如此。他“五岁诵六甲,十岁观百家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,“十五观奇书,作赋凌相如”(《赠张相镐》),又“好剑术”,“学神仙”。而主导倾向,则是“已将书剑许明时”,等待着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,便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争取实现他的理想了。
开元十三年(公元 725)春天,李白出三峡,游洞庭,登庐山,漫游金陵、扬州、越中、云梦等地。开元十五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,卜居安州(今湖北安陆)寿山,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。在此后的十年里,他以安陆为中心,漫游四方,以求大用。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里,他倾吐了“申管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,奋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的宏伟抱负。在当时,知识分子本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,但李白不屑于走这一条道路,他追求的是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,像管仲、晏婴那样匡君济世,建立不朽的功勋。抱着这样的目的,他于开元十八年辞别妻子,西入长安。然而这时候,唐玄宗这位太平天子已经倦于政事,宦官高力士开始掌权,哪有求贤之心!李白奔走干谒,希望得到达官贵人们的引荐,却处处碰壁。终于在“曳裾王门不称情”、“汉朝公卿忌贾生”的浩叹声中走出京城,回到安陆。
李白回到安陆,往来于江夏、襄阳一带,与著名诗人孟浩然交游,又谒见荆州刺史韩朝宗。著名的《与韩荆州书》,即作于此时。又北游洛阳,远访太原,但都没有结果。开元二十五年(公元 737)夏天,他同夫人一起,带着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,告别安陆,到东鲁去寻求政治出路。
李白到了东鲁,寄家任城(今山东济宁)。他的清一海县的大志和狂放不羁的性格,引起那些死守章句的小儒们的非议,因而,他作了《嘲鲁儒》、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》等诗进行反击。而“鲁国一杯水,难容横海鳞,仲尼且不敬,况乃寻常人”之类的诗句,则倾吐了急于冲出樊笼,寻求广阔天地的心情。
李白从出峡以来到处奔波,虽然还没有找到政治出路,但他的声名却越来越大,以至传到皇帝的耳里。天宝元年(公元 742),唐玄宗下诏征李白进京。李白满以为实现理想的机会终于到来了,便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,怀着“游说万乘”的激情到了长安。一到长安,玄宗召见于金銮殿,命他供奉翰林,起草诏诰。玄宗带着他的妃嫔们在宫中行乐、在沉香亭赏牡丹,都要李白作诗歌颂;游幸骊山温泉宫,也要李白侍从。李白得意地说:“幸陪鸾辇出鸿都,身骑飞龙天马驹。王公大人借颜色,金章紫绶来相趋”(《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》)。甚至认为已经有力量为国进贤,满怀信心地说:“激赏摇天笔,承恩赐御衣。逢君奏明主,他日共翻飞”(《温泉侍从归逢故人》)。且不说高力士为他脱靴之类的传说,仅从他自己的诗句看,他在当时受到何等的殊遇,有着何等的声势,也是不难想见的。然而这时候的唐玄宗,已经沉湎于酒色荒淫之中,他赏识李白,只不过认为他有文才,可以写写《宫中行乐词》、《清平调》和《泛白莲池序》之类的东西,做一个帮闲文人。这是违背李白的意愿的。而李白不拘礼法、笑傲王侯的个性和作风,又引起了奸佞之徒的谗毁。在这种情况下,李白只好上书求去,而唐玄宗也认为他不是“廊庙器”,正好顺水推舟,“赐金放还”。
长安是唐王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“盛唐”的繁荣昌盛,从这里最集中地表现出来;伴随繁荣昌盛而来的统治集团的骄奢、荒淫、腐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,也从这里最集中地暴露出来。李白从天宝元年秋入京到天宝三年春出京,在长安生活的时间虽然不过一年有余,但他对盛唐之世已经暴露出来的许多黑暗面却有着深切感受,思想上因而也发生了变化,诗歌创作,相应地产生了一个飞跃,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批判现实的光辉作品。
李白出京以后,经由商州到达洛阳,与杜甫会面。这时候,李白四十四岁,杜甫三十三岁。李白、杜甫两位伟大诗人的会面,是文学史上的大事。正如闻一多在《杜甫》(《新月》1928 年一卷六期)一文中所说:
我们当在此大书特书。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,除了孔子和老子(假如他们真是见过面的话),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,更可纪念的。那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。
李、杜在洛阳会面之后,同游梁宋。第二年,又同游东鲁。两位大诗人,“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”(杜甫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),把酒论文,登高怀古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分手之时,李白作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诗:
醉别复几日,登临遍池台。何时石门路,重有金樽开?秋波落泗水,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。
李白想的是“何时石门路,重有金樽开”,杜甫后来怀念李白时也说:“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”。然而石门一别,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
天宝五年(公元 746)秋天,李白南下江东,漫游六年。然后又北游燕蓟,复返梁宋,又往来于宣城、金陵之间。天宝十四年(公元 755)十一月,安史之乱爆发。第二年六月,安史叛军攻进潼关,长安沦陷。唐玄宗于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下诏: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,领朔方、河东、河北、平卢节度使,规取两京;以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节度使,出兵东南。李璘率师东下之时,听说李白正在庐山,便邀他入幕。李白满以为报国立功的机会总算真的到来了,兴致勃勃地写了《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》、《江上答崔宣城》、《永王东巡歌》等诗,抒发了扫除胡虏,恢复两京,功成身退的豪情。然而早在玄宗下诏之前,太子李亨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(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)即位,做了皇帝,这就是唐肃宗。肃宗得知他的弟弟李璘据有要地,不利于己,便命他回蜀;李璘不从,于是兴师讨伐。至德二年(公元 757)二月,李璘兵败被杀,李白仓皇奔逃,至彭泽自首,被囚于浔阳狱中。这年秋天,被长流夜郎(今贵州桐梓一带),只身沿江西上,心情十分悲苦。幸而他的诗名远播,众人仰慕,尽管是犯人身份,一路上仍有不少地方官吏款待,登山临水,饮酒谈诗。乾元二年(公元 759)春天, 当他走到巫山的时候,传来了赦令,使他感到“旷如鸟出笼”般的喜悦,立即高唱着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诗句,放舟出峡。
李白两次入京,都未能实现他的理想。入永王幕,又陷入李亨兄弟争权夺利的纠纷之中,坐牢、流放。他是不是因此消沉下去,放弃任何希望了呢?不是的。一旦遇赦,又以为将被重用,浮想联翩,写出了“今年敕放巫山阳,蛟龙笔翰生辉光。圣主还听《子虚赋》,相如却欲论文章”(《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》)的诗句。直到上元二年(公元 761)六十一岁的时候,还准备参加李光弼的部队,讨平叛乱,为国立功,不幸中途生病,未能如愿。
李白在早年作的《大鹏赋》里以大鹏自喻,渴望“激三千以崛起,向九万而迅征”。在行将告别人世之时所作的《临路歌》里仍以大鹏自喻,却只能发出“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”的慨叹!
李白是带着盛唐前期孕育的自豪感、自信心和浪漫主义激情仗剑辞亲、踏上追求建功立业的道路的。而当他两入长安的时候,盛唐的表象下面已经百弊丛生,由盛转衰的种种因素正在潜滋暗长。开元后期的贤相张九龄被贬以后,李林甫、杨国忠等奸邪小人日益得势,越来越沉迷于声色狗马之中的唐玄宗正像李白所指斥的那样“珠玉买歌笑,糟糠养贤才”。在这种情况下倘要得到统治者重用,就得投奔于权奸门下,同流合污。李白当然不会走这条路。他是要在“平交王侯”,坚持独立人格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。这就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。在这种矛盾中,李白从来没有放弃理想、屈从现实,而是始终坚持理想,在大济苍生、清一海县的理想光照下批判现实、揭露黑暗的。这一点,构成了李白诗歌的主旋律。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,倾吐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懑,抨击权奸当道,揭露朝政黑暗,鞭挞统治者的荒淫腐化,这一切,融汇而成李白诗歌中最精彩的篇章。
李白始终坚持宏伟的政治理想,表明他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时代始终怀有强烈的责任感。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,乃是他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。正因为这样,他在屡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壮怀激烈,积极向上,昂扬奋发。表现在诗歌创作中,就形成了雄健豪迈、气势磅礴的基调,典型地体现了“盛唐气象”和“盛唐之音”。
当然,前面说抒发理想、批判现实的作品是李白诗歌中最精彩的篇章,并不意味着其他作品就不精彩。李白诗歌的题材是多样的,风格也是多样的。他的送别诗、赠人诗、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诗、反映妇女命运的诗、以及歌颂祖国壮丽山河的诗,都有不少光彩照人的名篇。当然,李白也有消极面。诸如对求仙学道的热衷、对出世高隐的向往、以及宣扬人生如梦、痛饮狂歌、及时行乐等等,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某些诗作的思想价值。但应该注意的是: 即使在这类作品中,也包含着对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。一方面,它是生活道路的坎坷在诗人心中的折射;另一方面,它又是诗人赖以得到心灵上的暂时休息以便继续前进的动力。
我国诗歌发展到李白的时代,各种古体诗和各种近体诗的体裁已经十分完备,为诗歌创作的百花齐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李白在各种诗体的运用方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,那便是大量创作古体诗和乐府诗,其次是绝句,而较少作律诗。在李白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,七律仅有十多首,五律也不过七十多首。这种现象和李白狂放不羁,追求自由的性格有着紧密的关联。他不愿让自己波翻浪涌的激情和龙腾虎跃的豪气拘束在格律谨严、篇幅狭小的律诗之中,而对篇幅可长可短的乐府诗、古体诗和形式比较自由的绝句充满热爱。在古体诗中,也更喜欢活泼流畅、错综多变的歌行。在乐府和歌行中,李白发扬了乐府民歌的传统,又吸收了鲍照乐府杂言的优点,杂用楚辞和古文句法,虽以七言句为主,又较多地使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九言、乃至字数更多的长句,造成一种参差错落、奔腾驰骋的节奏;在章法结构和感情抒发上,则大开大合、大起大落,从而加强了诗作的宏大气势和浩瀚波澜。诸如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梁园吟》、《远别离》、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、《鸣皋歌送岑征君》、《梁甫吟》、《陪侍御叔华登楼歌》等等,无不具有这种特点。应该说,这是李白独创的比乐府民歌更自由更解放的新体诗。正如《唐宋诗醇》所评:“往往风雨争飞,鱼龙百变;又如大江无风,波浪自涌,白云从空,随风变灭,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。”
五言绝句,易作而难工。唐代诗人中最擅长五言绝句的,公认是李白和王维。如《诗薮》云:“唐五言绝,太白、右丞为最。”《说诗晬语》云:“五言绝句,右丞之自然,太白之高妙,苏州之古淡,并入化机。”《云诗话》云:“诗至五绝,纯乎天籁。寥寥二十字中,学问才力俱无所施,而诗之真性情、真面目出矣。王摩诘理兼禅悦,李青莲语杂仙心,自足冠绝百代。”李白五绝,现存近七十首,其中如《玉阶怨》、《静夜思》、《送陆判官往琵琶峡》、《独坐敬亭山》、《自遣》、《重忆贺监》、《劳劳亭》、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等,都情韵悠扬,妙绝今古。
七言绝句,篇幅虽较五言绝句稍长,但也不过二十八字。必须言近旨远,语少情多,蕴藉含蓄,意味无穷,才算佳作。唐代诗人擅长作七言绝句的比较多,但出类拔萃的,公认是李白和王昌龄。如《诗薮》云:“七言绝句,太白、江宁为最。”《漫堂说诗》云:“三唐七绝,并堪不朽,太白、龙标,绝伦逸群。”有些评论家甚至将桂冠独予李白,认为“七言绝句,太白高于诸人,王少伯次之”(《养一斋诗话》引高棅语)。李白七绝,现存近七十首,其中如《早发白帝城》、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、《长门怨》、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、《赠汪伦》、《峨嵋山月歌》、《横江词》、《山中问答》、《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》、《客中作》、《春夜洛城闻笛》、《望天门山》、《望庐山瀑布》等篇,都语若天成,神韵超逸,令人百读不厌。
如果说李白在绝句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杜甫的话,那么他在律诗方面的成就,则远远逊于杜甫。杜甫的律诗,不论是五律或七律,都纵横变化,包罗万象,涵盖古今。然而说李白的律诗逊于杜甫,并不意味着忽视他的造诣。就七律而言,这种诗体的成熟晚于五律,李白虽然羡慕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而作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,但总的来说,他在七律这种诗体的建设方面并没有下什么工夫。但在五律的创作方面,却自辟蹊径,以飞动之势,旷远奇逸之思,妙合格律而不为格律所缚,于盛唐诸大家中自成一家。像《塞下曲》、《赠孟浩然》、《渡荆门送别》、《送友人》、《送友人入蜀》、《秋登宣城谢朓北楼》、《金陵》、《谢公亭》、《夜泊牛渚怀古》、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、《太原早秋》等篇,都兴会淋漓,风神摇漾,别有一种豪迈英爽之气,洋溢于笔墨之外。
李白的各体诗,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。而从总体上看,又有统一的艺术风格。随便举出他的一篇杰作,不论是什么体裁,都一望而知是李白的诗,而不是别人的诗。关于李白诗歌风格的独特性,前人多有论述。《唐诗纪事》云:“太白辞,天与俱高,青且无际,鹍触巨海,澜涛怒翻。”《黄山谷文集》云:“李白诗,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,无首无尾,不主故常,非墨工椠人所可议拟。”《瓯北诗话》云:“(李白)诗之不可及处,在乎神识超迈,飘然而来,忽然而去,不屑屑于雕章琢句,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,自有天马行空,不可羁勒之势。”《昭昧詹言》云:“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,落笔天纵,章法承接,变化无端,不可以寻常胸臆揣测。”这都说得很中肯。从根本上说,“风格即人”,李白诗歌的这种独特风格,主要来自他的高旷胸襟、宏伟理想和炽烈情感的自然流露。他不是为作诗而作诗,而是在客观事物激起汹涌澎湃的情感波涛、奔腾欲出、不可阻遏的时候才作诗。因此,他的许多名篇,一开头便如山洪暴发,激情喷涌,滚滚滔滔,一浪高过一浪。其曲折起伏,跳跃跌宕,一任自然,又变化无端,出人意外。与这一特点紧密联系的是瑰丽的想象、奇特的夸张和精妙的比喻。这三者,又往往融合无间,令人分不出是想象,是夸张,还是比喻。例如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”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片片吹落轩辕台”等等,就都属于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