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行路难》
谢榛
荀卿将入楚，范叔未归秦。花鸟非乡国，悠悠行路人。
【作者】
谢榛(1495－1575)，字茂秦，号四溟山人，临清(今属山东)人。“后七子”之一。早岁工词，后折节读书，刻苦为诗。与李攀龙、王世贞等结成诗社，并推其为首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。后为李攀龙等人排挤，客游诸藩王间。有《四溟集》《四溟诗话》。
【赏析】
荀卿是一个博学儒者，年五十，游学于齐。齐襄王时，他是稷下学宫最好的教师，曾三为祭酒。后去齐入楚，很受春申君的礼遇，被封兰陵。这与壮年挟诗卷游学京师，与后七子结社燕市，被置于执牛耳之位的谢榛来说，其境遇是极为相似的。范叔即范雎，是战国著名辩士，因游说秦昭王而入为宰相，成为能左右秦宫的最有权势和影响的人物。这和谢榛在邺下受赵康王及其曾孙穆王宾礼，秦、晋间诸藩争延致之，河南北皆称谢榛为先生的遭际来说，也有某种相似之处。应该说，谢榛取这两个历史人物以自比是很确切的。但是，这首诗中，诗人运思之巧并不只是表现在择取历史人物的切合这一点上，更主要的是诗人在择取这两个历史人物材料的时候，其角度十分别致。诗人并没有取荀卿游学于齐、三为祭酒这段光彩的史事，也没有取他终老兰陵、客死异国的经历，而是取了他离齐入楚之间那段悲痛的遭遇。《史记》本传说荀子之所以弃齐入楚，原因在他受了谗言中伤。而诗人用范雎之典，也没有取他成为秦国卿相以后如何打击贵族势力，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扩张国势、蚕食东方诸侯的光辉业绩；或者是他功成名就而自行引退之事，而是取了他一生中那段最屈辱的历史。范雎原事魏国，因被谗言中伤而身遭百般凌辱，以致折肋折齿，几于死亡。而荀卿、范雎的这些不幸遭遇，也和谢榛颇为类似。谢榛生活的后期，受李攀龙、王世贞辈中伤，以致被逐出五子、七子之列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谢山人榛传》《诗家直说·王士禛序》都分别记载了这段历史：嘉靖间，谢榛挟诗卷游长安，“而是时济南李于鳞，吴郡王元美，结社燕市，茂秦以布衣执牛耳。诸人作五子诗，咸首茂秦，而于鳞次。已而于鳞名益盛，茂秦与论文，颇相镌责，于鳞遇书绝交，元美诸人咸右于鳞，交口排茂秦，削其名于七子，五子之列。”谢榛因眇一目而不能进身仕途，这已是心灵上的一大痛苦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于是诗人转而想以诗名驰骋于诗坛，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，但是，却又遭到同辈们的忌妒而被排挤出了七子、五子之列，因而不得不离开京师，寓居秦、晋。这种精神上的重大打击，把诗人本已破碎的心更击得粉碎。于是，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(李白《行路难》)，李白的这股孤愤不平的压抑之情，在诗人的心灵深处也迸发了：“荀卿将入楚，范叔未归秦”，这其中，隐含着一个“谗”字，从而写出了世道之险恶，行路之艰难，可谓运思巧妙，意蕴含蓄，托喻深刻。
仕途不通，诗坛受抑，而故乡旧业又早已易为他姓，因此诗人感到自己成了一个“行匆犹浮梗，世故一浮尘”(《过清源故居有感》)的飘零游子。前途之痛，故园之悲，就成为诗人心头的两大痛事。《行路难》所表现的，就是诗人心灵的这两大痛苦。如果说诗的上半首是发“前途之痛”，那么下半首则是就梁园虽好，非久留之地的角度，写出了诗人的故园之悲。
“花鸟非乡国”，是一种比兴托喻的表现手法。借花鸟声色的流啭、美艳，喻荀卿、范叔入楚、归秦后的受宠境遇，又比托了诗人自己受赵王枕易祖孙宾礼，因而盛誉满插秦晋的现实生活。但是，梁园虽好，终非久留之地。对满怀故园之思的诗人来说，弹剑作歌于他人门庭，总非久远之计，因此，一种“归去来兮”之情不由爬上心头。可是故乡又在哪里呢?旧业早归王南村，虽欲归去，却又何处是家！路途漫漫，自己终身只能是一个到处浮游飘荡的悠悠行路之人。这里，由于“花鸟非乡国”的钩锁连环，因此，“悠悠行路人”便成为顺流直下的结句。它气韵悠长，不尽之意，溢于言外。
（姚益心）
文章标题：《行路难》原文赏析-谢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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